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侵犯知識產權犯罪認定仍有難點
來源:檢察日報     瀏覽次數:      發布時間:2014年12月24日

  8月31日,全國人大常委會通過了《關于在北京、上海、廣州設立知識產權法院的決定》。11月6日,我國第一家知識產權專門審判機構——北京知識產權法院成立,一系列措施表明我國對知識產權的保護力度在逐漸加大。然而,隨著網絡技術的迅速發展,侵犯知識產權犯罪認定難題逐漸顯現出來。近日,在清華大學法學院和北京市檢察院聯合舉辦的侵犯知識產權犯罪實務問題專題研討會上,專家學者和檢察官們對此進行了深入探討。 

  新型犯罪呈上升趨勢 

  據北京市海淀區檢察院副檢察長劉惠介紹,2011年海淀區檢察院成立知識產權檢察處,從其辦理的侵犯知識產權刑事案件的數據分析來看,侵犯知識產權犯罪呈現出兩大特點:一是侵犯著作權犯罪大幅增加,尤其是通過網絡侵犯著作權案件數量激增。海淀區檢察院三年來受理侵犯著作權案件從零到56件115人,其中有14件26人為影視作品,3件7人為網絡文字作品,涉及被侵權網站主要為知名網站。二是盜版計算機軟件案件多發。 

  據清華大學教授周光權介紹,侵犯知識產權犯罪雖有傳統犯罪的特點,但許多問題不能按照傳統犯罪的特點來分析。比如權利人作為侵犯知識產權領域的受害者,如何衡量其受害程度遠比傳統犯罪要復雜得多。在傳統犯罪中,財物被盜的權利人不能再使用該財物,但是知識產權領域與此不同,比如商業秘密被侵犯時,罪犯在使用商業秘密,權利人也仍然能繼續使用該商業秘密。另外,傳統的財產權隨著財產本身而獨立存在,但是知識產權往往有期限等特殊限制,需要特殊的程序去保護。 

  堅持“法秩序統一性”原理 

  侵犯知識產權的犯罪行為受刑罰規制,違反知識產權法的侵權行為受知識產權法等民商法的調整。如何認定侵犯知識產權行為的性質成為專家討論的焦點。 

  周光權分析,違法性判斷在不同法領域可能有些差異,但是法秩序統一性原理應該堅持。對侵犯知識產權犯罪的認定有一個前提,即知識產權法認定為違法行為的才有可能構成犯罪。通俗地說,一個權利人如果在民事上打不贏官司的話,就不可以認定對方構成侵犯知識產權犯罪。法秩序統一性原理要求每個刑事司法者對侵犯知識產權犯罪的處理要堅持謙抑性,只有知識產權法認定為侵權,且達到相對比較嚴重的程度,才有可能認定為犯罪。 

  清華大學副教授崔國斌對此表示同意。他說侵犯知識產權犯罪涉及很多領域,著作權法上“復制”和“發行”的規定在刑法和知識產權法上就不一樣。刑法規定相對比較宏觀,“復制”和“發行”的含義常被寬泛地解釋,這和知識產權法的理解不同。首先,著作權法上并沒有關于“出版”侵權權利對象的規定,而刑法將“出版”與“復制”“發行”并列規定。其次,“復制”和“發行”在著作權法上是明確分開的,是獨立的,而刑法是將他們連在一起規定。許多專家也認為,刑法對包括侵犯知識產權犯罪在內的大量經濟犯罪的認定,總體上要遵從民商法關于侵權方面的規定,堅持法秩序統一性原理,才能協調處理好刑法和知識產權法的關系。 

  面臨的主要問題 

  侵犯知識產權犯罪的定罪量刑中涉及對侵權物品和侵權行為、犯罪數額等方面的認定,對此,學者們發表了自己意見。如假冒注冊商標罪要求在同一種商品上使用與其注冊商標相同的商標,這里對“相同”就有一個判定問題。侵犯商業秘密罪中的“不為公眾所知悉”,則涉及公眾的認同感問題。這些都涉及到如何理解一般人的判斷和司法鑒定的問題。 

  周光權認為,在對侵犯知識產權犯罪定罪量刑時,既需要參考鑒定意見,又不能過于依賴鑒定意見。如果有鑒定意見當然更好,特別是對知識產權中某些技術不熟悉時就需要鑒定意見,比如對比新版人民幣點鈔機和舊版人民幣點鈔機技術的差別等。但現實中有些案子即使找到了鑒定機構,但這個機構不一定有鑒定資質,鑒定結論未必公允。所以,還應考慮一般消費者的判斷,考慮公眾的認知度,如果一般消費者很容易混淆兩個商標,或認為某項知識產權明顯值得保護,就很難否定侵犯知識產權犯罪的成立。 

  中國青年政治學院教授林維也認為,法官和檢察官都不應該依賴鑒定意見。比如,在同一商品上使用相同的注冊商標,對于是否“相同”,不一定非得有鑒定意見,可以通過對商標的種類、文件加以證明來判定相關事實。再如,判斷出版物是否經過著作權人許可,可以詢問著作權人是否發出許可,也可以要求被告人拿出證據,像這種情形就不需要鑒定意見。如果所有的要素都要有鑒定意見來證明的話,那法官無異于一個機器。林維認為應充分發揮法官和檢察官的主觀能動性,對一些情況作出判斷。 

  研討會上,與會者對侵犯知識產權犯罪數額的認定問題也進行了研討。在侵犯商業秘密和其他侵犯知識產權犯罪中,如何計算損失直接關系到定罪量刑,特別是在“侵犯商業秘密罪”中,要求“給商業秘密的權利人造成重大損失”才能立案和定罪。周光權分析,侵犯知識產權案件中計算損失數額往往涉及多項內容,包括產品研發的成本、開拓市場的成本、銷售額、被侵權后收入減少的數額等,這些數額判斷起來會非常復雜。他認為,對損失數額的計算,要考慮違法銷售數額,從違法銷售數額里可以算出違法銷售的利潤和對權利人所造成的損失。 

  北京市檢察院檢察官劉麗娜認為,當前侵犯知識產權犯罪中違法所得數額在認定上確實存在障礙。首先,刑法沒有明確界定“違法所得數額”的概念及計算方法。其次,“獲利數額”的具體計算標準也不統一。所以,她建議明確將“違法所得數額”界定為“獲利數額”,并統一行政執法和刑事司法的計算標準。林維認為,違法所得數額應該等于獲利數額,它同權利人損失數額、非法經營數額、銷售數額都不相同,這幾個數額的區分和認定是一項繁雜而精細的工作。 

  法律需與時俱進 

  知識產權法律體系的保護體現一個國家的創新戰略。與會專家對如何規制侵犯知識產權犯罪提出了中肯的對策和建議。 

  專家們普遍認為,侵犯知識產權犯罪案件很多發生在網絡環境中,為此要增強立法的時代性,科學立法,使法律規范與懲治新型知識產權犯罪相適應。 

  北京市檢察院副檢察長苗生明建議培養年輕檢察隊伍,建立專業化研究部門來解決知識產權案件中存在的問題。侵犯知識產權犯罪的行為人多數是年輕人,對網絡非常熟悉。而許多法律人對網絡不熟,對虛擬社會、虛擬空間了解太少。因此,法律人在加強自身學習、與時俱進的同時,應該重視和培養新鮮血液和新生力量。海淀區檢察院率先成立知識產權檢察處,專門辦理知識產權領域的刑事案件,專業化程度比較高,希望海淀區檢察院能形成有示范性的案例。 

  北京市檢察院檢察官王新環建議借鑒國外的先進法治理念和經驗。他說,我國還沒有形成嚴格遵守學術規范和以鼓勵原創為宗旨的知識產權法律制度,且知識產權的刑法保護并不盡善盡美,現有的罪名體系已無法涵蓋相關侵犯知識產權犯罪的行為,需要完善罪名體系,同時也要完善程序法體系。在我國侵犯知識產權犯罪采取的是公訴模式,而國際上如德國、意大利、俄羅斯、韓國等國家,采取的是自訴與公訴相結合,公訴從屬于自訴的追訴犯罪模式。比如,俄羅斯規定凡是破壞創作發明權等一類案件,只能根據被害人控訴提起,但不能根據被害人和被告人的和解而終止。在犯罪的偵查方面,也可以借鑒其他國家采取一些特殊的偵查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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